罗锅四舅
周树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一级编剧。出版有长篇小说《生为王侯》、《铜雀台》、《一片蔚蓝》；散文随笔集《山自为山》《私人火焰》《致雪妮》；剧作集《午夜的探戈》；历史文集《未央宫：沉重的帝国》等。发表和上演的话剧有《曹植》、《村子》等十余部。创作并录制有大量的广播剧及影视作品。
罗锅四舅（散文）
周树山
离家百里的省城哈尔滨有我家三门亲戚：姑父、姨夫和罗锅四舅。为此我感到骄傲，因为这是城里的亲戚，比我们阔。
童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哈尔滨。父亲带我走十几里路，过几个屯子，穿过庄稼棵子夹峙的小毛道，赶到一个小火车站去。这个叫姜家的小站非常破败，老毛子修的票房子像一个丰满的俄罗斯娘们儿敦实地坐在铁道边上，红屋顶就是她美丽的头巾。在庄稼人眼里，它是那样的雍容华贵，仪态万方，俯视着脚下一片黄泥土屋。多少年来，这个小火车站总是那个样子，那个红色的票房子是唯一令我产生敬畏和遐想的建筑，连同脚下亮闪闪无尽延长的铁轨和喷着白气的火车头吓人的怪叫，它使我对世界产生了惶恐无助的感觉。
去哈尔滨，夏天，父亲口袋里背的是青玉米、香瓜等乡下的土产，冬天，背着葵花子、黏豆包和一点小米、红芸豆之类的杂粮，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送给城里亲戚的东西，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去了几次之后，我感到城里的三门亲戚中，姑父和姨夫实在谈不上阔，因为他们都是工人，住在平民杂居的香坊区狭窄的陋室中，只能靠着勤俭勉强度日，真正阔的是罗锅四舅。
罗锅四舅住在哈尔滨的南岗区。南岗区历来是哈尔滨的最具异国情调的繁华之地：整洁宽阔的马路，两旁繁茂的大树和紫丁香花丛，绿色的雕花栏杆后幽深的院落，霁虹桥上华贵美丽的灯柱，夜晚，有轨电车的天线划出的蓝色电光，马路上高大窈窕，穿着墨绿色裙子，金发碧眼，施施然挽臂而行的俄罗斯女人，还有被国人称为“喇嘛台”的东正教堂神秘的尖顶建筑……这一切是怎样装点了我童年的梦想，引起了我对世界无尽的遐思啊！
亲戚有远近。三门亲戚中，和我们最近的自然是姑父和姨夫家，而罗锅四舅并不能算作我的亲舅舅。 据说和我们周家老一辈联姻的有鞠氏和徐氏两个家族，鞠、徐两家是我们的老亲。祖上的事情已不可考，我只知道，我没见过面的祖母是鞠氏女子，而我的伯母则是徐家人（伯母是伯父的续弦夫人，他的先妻刘氏早死）。伯母是个漂亮的美人，皮肤细腻白皙，面目姣好，而她的弟弟则是个驼子，也就是我的罗锅四舅。
罗锅四舅的命运颇为奇特。
这个先天残疾的废人没读过书，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而且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谋生本领，一度落魄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是后来竟然落脚在哈尔滨高贵繁华的南岗区，住着高楼，吃着大米白面，领着官饷，成为我们乡下人艳羡不已的上等人。这其间的沉浮曲折不能一语道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日本领事馆。一个脸色苍白的驼背年轻人跟随一个戴着黑色礼帽的日本绅士走出墨绿的铸铁大门，上了一辆轿式马车。那日本绅士威严地咳嗽一声，驭手一声吆喝，马蹄沓沓，车声辚辚，迅速消失在街巷之中。那驼背的青年就是我的罗锅四舅。那时他是日本驻哈尔滨领事的一个小跟班，颇得主人的赏识。日本领事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畸零人，这是一个谜。或许和欧洲历史上的宫廷贵族一样，他喜欢身边有一个侏儒或者驼背的小丑来供他开心取笑？罗锅四舅坚忍、驯顺、善于察言观色讨人欢心，这是一个跟班必备的品性，他像一只鼹y鼠熟悉洞穴的通道一样熟悉哈尔滨所有的街巷，在街面上鬼混的日子里，他学会了几句日常的日语、俄语和高丽话，对于那些隐晦凶险的角落也有着深切的了解，这些都是日本领事所需要的。他虽然驼背，但手脚麻利，领事交办的事情都办得圆满。领事高兴时拍着他的脑袋用东北土话说：“好好干，跟着我有福享！”领事还交给他一支手枪，以做防身之用。 三十年代哈尔滨街头，一个昂首阔步的日本绅士后边跟着一个驼背的中国小厮，这是一道颇具象征意味的奇异风景，所有见过这道风景的人都会铭记不忘。 一个跟班，得宠时常常会得意忘形。罗锅四舅常常带着一帮忽悠他的小流氓前呼后拥地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吃喝完后，拍拍屁股就走，帐记在日本领事的头上。发了饷，他会跑到赌场和窑子里去，把钱花个精光。他的一帮狐朋狗友和交往过的窑姐儿有时候竟然到领事馆来找他。日本领事终于不能忍受了，对这个荒唐的跟班严厉训斥后，把他赶出了大门。
离开日本领事馆后，所有的狐朋狗友立刻作鸟兽散。由于他曾给日本人做过事，在那座各方力量角逐的凶险之城有生命之虞。他不敢久留，跑回了乡下。他在乡下种了两亩西瓜，似乎想做一个隐居的农人。西瓜成熟的季节，一帮不相干的男女到地里来了，拍他的驼背，嘘乎他，同时大吃其瓜。连吃带拿带糟害，两亩地的西瓜分文没收。罗锅四舅深感乡下居，大不易，城里的生活对他更有诱惑力，于是，他又跑回了哈尔滨。 从前风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流落街头，陷入了衣食无着的困境，只好拣破烂，拉洋车，下起了苦力，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混了两年，罗锅四舅有了说媳妇成家的想头。他这种人，朋友是不缺的。他的一帮哥们儿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可是姑娘怎么会看中他这个驼子呢？那些哥们儿说：好办！于是，找了间屋子，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在他的后背上垫了一些棉花，嘱咐他不许乱动。安顿好后，便把姑娘找来了。姑娘刚进门，还没等看清楚眼前的人，他那帮哥们儿咋咋呼呼，连蒙带唬，假戏真做，一顿忽悠，就这样把亲相妥了。不久，安排个黑灯瞎火的时辰，稀哩糊涂就入了洞房。
罗锅四舅有了女人。他租了间破屋子，蜜月刚过，冬天来了。哈尔滨的冬天贼拉地冷，屋里没烧的，炕冰凉轧骨，女人在月子里冰出了病，靠打杂和拣破烂难以维持生计。罗锅四舅困窘无计，把女人安顿在一个远房的亲戚家，自己一个人跑了。
罗锅四舅几年杳无音信，没人知道他是死是活。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跟着红军一起回来的，还有罗锅四舅。他俨然一个胜利者，趾高气扬，回归故里。
原来，他离家后，流落到了海参崴，在一个煤矿里开运煤车。他竟然在一个红色国家里混成了工人阶级。回国后，他先是在家乡的农会里打杂，人家开会，他给烧炉子。因为他已经一无所有，成了西杨家屯的“三大穷”之一，自然是农会的依靠对象。我伯父当年租种地主家的十垧地，雇一个小孩子放马，为此被农会定为“上中农”。我姑姑嫁到了前屯一户姓赵的地主家，分家后有几垧地，还有一点儿首饰细软之类的浮财，光复后，姑父和一些村民去抢日本人的军用仓库，被看守仓库的苏联红军开枪打死了。守寡的姑姑正年轻，农会的人把她吊到房梁上毒打，逼她改嫁贫雇农，姑姑誓死不从。后来农会的人要查姑姑的“浮财”，把我伯母抓到农会去拷问。无产者罗锅四舅非常勇敢，他旗帜鲜明和姐姐划清界限，抡起皮鞭，一下一下毒打他的姐姐。皮鞭呼啸有声，姐姐阵阵惨叫，他下手之狠，令人战栗！
土改过后，社会安定下来。罗锅四舅在乡下还是没法子谋生，于是他又回到了哈尔滨。他在一个公家单位混到了一个差事，不久，就有了正式的编制，成了“国家”的人了。罗锅四舅不识字，只能干些粗活，但他勤快、谨慎、对领导恭敬，对所有人都谦和忍让，这使他有了极好的人缘。一年又一年，罗锅四舅的资格越来越老，他在一家小食堂里做伙食管理员。这工作你不能小看，在那个时代，哪怕你是一个做饭的、扫街的、掏厕所的、扛麻包的……只要你有城市户口，你是公家人，那么你就会有稳定的收入，有着高于所有农民的社会地位。罗锅四舅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为此自豪，同时也更加小心翼翼。那个日本领事的驼子跟班，那个沉浮于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儿，那个心狠手辣六亲不认的流氓无产者……所有这些过去的影子在他身上一丝也不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令乡下亲戚刮目相看的城里人了。
我刚刚记事时，我的伯父就患病死去了。伯母带着堂哥堂姐，生活陷入困顿之中。对于那场大变动中毒打姐姐的行为，罗锅四舅是否感到愧悔？他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折磨？这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我只知道，他把姐姐和两个孩子接到了自己家中，以自己微薄的工资，不仅养活自己的老婆和四个孩子，还要供养我的伯母和堂哥堂姐。罗锅四舅认亲，对于乡下的亲戚总是充满煦煦温情。对他的姐姐很恭顺，对我堂哥堂姐的关爱如同慈父。堂哥堂姐就是由他供养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
小时候，我去过几次罗锅四舅家。东北烈士纪念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座临街的白色楼房：它粗大的廊柱，大理石的台阶，雕花的栏杆以及幽雅的院落。罗锅四舅在那里工作并住在那座院子里。当亲戚们提到“烈士馆”三个字时，其实指的就是罗锅四舅。我所见到的他，是一个穿着油渍斑斑的破衣服，仰着一张青白的脸，眼光安详平和的驼背老人，给人的印象，似乎永远也不会发脾气。那座叫烈士馆的巍峨高耸的白色楼房里，不仅陈列着抗联的很多遗物，陈列着我自小耳熟能详的英雄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的业绩，甚至还陈列有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头颅，这令我感到惊悚和神奇。罗锅四舅找到机会，在一个恬静的午后，让我进去参观了一次。我这个乡下穷孩子第一次进入到这样的神圣之地，它带给我宗教般的感受至今不能忘怀。有一次他从外边回来，偷偷地塞到我手里几颗熟透的杏子，长辈的慈爱和杏子的甜味一起留在一个乡下孩子永恒的回忆中。我离开他家要回乡下时，他送给我一个更珍贵的礼物，是一本崭新的书，封面上是一棵红色的松树。这本书叫《革命烈士诗抄》，它成为我童年最喜爱的读物之一。我至今仍记得，在乡下寒冷的小屋里，我捧读着这本书，沉迷于烈士们视死如归的豪情中不能自拔，在一张张窄小的白纸条上学写烈士之诗的情景。
从罗锅四舅那里，我得到了最直观最深刻的革命精神的洗礼，它成为我童年精神世界里一道雪亮耀眼的白光——这光芒或许就来自那座巍峨神圣的白色楼房。还有，院子里的花坛，小树，绿色栏杆上藤类植物的叶子，附近的霁虹桥和让我艳羡不已的从图书馆里走出的城里人，站在南岗之岗上俯瞰脚下远去的火车以及那个叫“八区”的诱人的低地，躺在床上听着附近火车的汽笛声，还有较早记忆中的俄罗斯女人、“喇嘛台”和有轨电车上划破夜空的蓝色电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哈尔滨，她诗意的神秘和优雅更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时代的废墟中爬出来的小混混儿，如今扔掉了日本领事的手枪和抽打亲人的皮鞭，穿着和时代合拍的油渍渍的旧衣服，像所有朴素的革命者一样，安详地坐在城市的台阶上，秋日清冷的阳光给他的脸上投下一抹不易觉察的阴影。后来他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城市的台阶…
( 发表于2016年《随笔》第5期 )
